不能忘怀的母亲之爱

 乐一屋

母亲和我们姐弟永别30多年了，可是我还时常梦见她，母亲慈祥的声音和慈善的容貌如今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回想我和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其实不是很多，掰着指头认真算起来其实不满18个年头。不过，让我感到慰藉的是，从1951年10月我出生到1969年2月我离家当知青，幼儿及少年时期的我还是充分享受了母亲的慈祥和疼爱，虽然我去插队后较少回家，但是能回忆起来的事情都很深刻。

我懂事较晚，记事也迟。懵懵懂懂的到了五、六岁（即1956-1957年）时，我才开始懂点事、长记性了。印象较深的是我帮带1957年出生的最小弟弟，那天母亲大概在外间忙碌，吩咐我帮着照看小弟一会儿，就是揺晃小睡篮，让躺在婴儿篮里的小弟睡得更好，母亲才可放心地去洗衣做饭。可是，我不晓得掌握推揺力度，出力不均匀，才揺几下就把婴儿摇篮搞翻了，熟睡中裹着襁褓的小弟被甩出来滚落在地板大声啼哭，我当时吓坏了，心想这下肯定要挨母亲的打骂。可是，母亲听到她最小儿子的啼哭声，马上冲进房内，赶紧把小弟抱在怀里左右摇摆、前后走动，哄他安静入眠。她没有显出责怪我的脸色，虽然没有挨打挨骂，我还是吓得不轻，这是我懂事起第一次感受母亲的慈祥。

我上的幼儿园离家比较近，出了家门右拐大约20多米就到，现在不记得那两年母亲是否天天接送过我。进入小学以后，学校距离我家有不短的路程。母亲每天都要亲自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到了三年级，才让我独自往返学校。想起我读一二年级时，母亲她整天心系着刚刚上小学幼年的我。遇到刮风下雨，我没有戴斗笠上学，母亲她总是撑着雨伞，再带着一顶斗笠，早早赶到学校门口等候。下课铃声响过，我走出教室，就看到个子不高的母亲正垫着脚尖挤在一堆家长群里翘首以盼地张望着，我大声呼唤着母亲，赶紧上前紧紧依偎母亲身旁，母亲给我戴上斗笠，紧紧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回家。记得有一次傍晚放学又逢大雨，母亲担心我在校门口等不及，忘记带上斗笠，就撑着雨伞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接到我以后为了不使没有戴斗笠的我淋到雨，她弯下腰，把雨伞的大部分偏向我这边，可是一路上，她几乎都在大雨中护着我。到家后母亲的两袖及肩膀衣衫全都被淋湿了。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母亲风雨天来学校接送我是记忆深刻的事，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母亲经常遮风挡雨的呵护我往返学校，我至今仍深深感受到慈祥的母亲，她是多么的疼我爱我啊。

文革最混乱的前三年，母亲十分注意我的动向。1966年下半年，全国红卫兵都在争先恐后大串联，我虽然没能加入红五类出身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但也有参加到不红不黑之间的红卫兵外围战斗队。大家都各显神通上北京等地革命串联，我也悄悄准备着，炒了好几斤的猪油拌面粉，打算在开往北京3天3夜的火车上，不用下车自己也有干粮充饥。可是母亲考虑我个儿弱小，独自在熙熙攘攘、人挤人的火车上难保安全，更担心那时传言不少大串联的红卫兵带回流行性脑膜炎等，三天两头叨念劝阻我等长大些再外出串联去。我就慢慢地不再积极地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争取串联车票，虽然还时有心存念想。后来全国停止大串联，我的梦想最终也成了泡影。这样，文革我都在家里，没有外出串联。至今想来，文革的公款旅游这个全国大福利，我居然没享受到，反而也要为这疯狂的年代“买单”，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我被“毕业”了，作为老三届，送去乡下务农10年后才回城。

1969年初，上山下乡开始了，我执意要和大家一起报名，准备去往闽北农村插队落户。母亲她心里是非常舍不得的，可是她仍然静悄悄地为我做了各种准备。我印象最深的是，临行前半夜里我醒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在15瓦灯光下，戴着老花镜为我手工做枕头套。她用平日里做针线活舍不得丢弃的碎布头细心裁剪成豆干大小的三角形布料，然后连夜缝制。这五颜六色小布块拼缝的的枕头套，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母亲她关爱我、疼惜我的舔犊深情。从此，这个枕头套就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在闽北农村度过难忘的知青岁月，偏僻的山乡，躬耕之余的我始终枕卧在母亲温暖怀抱里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