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站过乡村学校的三尺讲台
乐一屋
回想在闽北农村插队期间，我也曾站在偏僻山村的三尺讲台上，当过一年多的小学民办教师。我的乡村民办教师工作其实应该从1974年初冬就开始见习了。那时候我负责大队畜牧场，整天和猪们打交道，经常带着场里七八个社员种地瓜、找野菜、捞浮莲、铡薯藤，为解决猪饲料忙忙碌碌。还要到各地碾米厂讨要冇谷（只抽穗没灌浆的稻谷）运回来加工粉碎成粗糠，掺入增长素等发酵后饲养饿得嗷嗷叫的猪们。即使白天辛苦劳作这么累，年青的我们还是精力过剩，就和附近生产队的知青们为打发漫长的夜晚，常常到大队畜牧场对面小山坡上的渔村大队中心学校和年青教师们一起聊天，因此和当时中心学校黄校长挺熟悉的。
1974年渔村大队当时只办小学校，设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共3个教学班，即一年级和三年级编为一个复式班，二年级和四年级编为一个班复式班。五年级是小学毕业班，所以单独设一个班。五年级语文课由民办教师周奎郁任教，黄校长亲自兼任五年级数学教师。1974年11月末，知青身份的周奎郁老师被小松公社抽调去文艺宣传队集中排练，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县各公社宣传队文艺大汇演。学校缺教师，黄校长急眼了，刚好那几天我因农活时不小心锄头刨掀了自己右脚拇指的脚甲，无法下地干农活，闲在宿舍休息。黄校长赶紧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愿意暂时作为五年级的语文代课教师，帮忙学校把五年级的教学工作撑到这学期结束，两个月里每月发给27元代课工资。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54元的现钞进项都快抵得上我一年50％的分红收入了，我当然非常爽快应承下来。代课期间，我除了每天上好三节语文课外，还经常顶替黄校长上两节数学课。因为小松学区各种会议多，都要校长参加，他平时有事没事的还总爱跑到大队支部书记或是大队教育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办公室闲坐聊天，赶不回来上数学课，所以上课钟声一响，他的数学课都是我责无旁贷地夹着数学教科书立马顶上，配合默契，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
后来黄校长又多次动员我加入渔村大队民办教师队伍，说是不会安排我到山高路远的的偏僻自然村小学任教，保证留在中心学校本部工作。然而，我仍然觉得这样等于已经招工了，倘若知青选调机会来临时，我必将失去和仍在挣工分的知青平等接受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评议推荐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几次婉言谢绝了黄校长的好意，顽固地挣扎在务农第一线，自以为上面来招工肯定首先考虑还在田地里干农活的知青。
但是，黄校长还很有耐心，他经常和大队分管学校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沟通协商。随着农村教育形势的发展，渔村中心学校也办起了“戴帽”初中，原先教小学复式班的几个骨干教师经过上级教育业务部门短期培训后，马上转任中学教师，担任初中数理化教学。而且还有知青民办教师有的办理补员手续顶替父母回城工作去了，有的直接选调招工走了，学校里小学教师紧缺了，为加强教师力量，急需补充师资。于是，1977年8月底，大队领导通知我，要我尽快结束林场工作，并移交兼任的出纳账款，抓紧到渔村中心学校报到，务必赶上新学期开课。当年9月，我就正式成为渔村中心学校的小学民办教师，还是担任五年级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同时兼班主任。那一届五年级依旧只有一个教学班，学生28个，其中男生15个，女生13个，当然喽，我又是和黄校长搭档，他照样兼着五年级数学教学课程，还需要我随时替他顶课，我也习惯了，反正没课时闲着也是闲着。
在之后一年半（3个学期）的民办教师工作中，我笨鸟先飞，时常请教资深教师，仔细做好备课教案。在辅导学生的同时，也提高了我这68届初中毕业、永远的初一学生的文化知识。那时我不但要教五年级语文、数学，还担任自然、美术和体育等课程，有点接近自然村小学全功能的教学模式了。期间我因大队团支委的身份还被小松公社团委聘为渔村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兼做本校少先队工作，也常常系上红领巾陪同学生们一起开展时代特征的主题队日活动，荣誉感不时激励着我热情做好学校教学以外的其他工作，乐此不彼。渔村学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因而每学期都要组织教师们带领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们上山砍柴火出卖，努力积累校有资金。山区乡村学校的学生多是农家子弟，特别能吃苦耐劳，苦干一整天，每次我们都能用手板车满满地拉回十几车砍好的上等干柴，高高地堆在学校附近的公路边，等待联系好的拖拉机运到建瓯县城销售。作为知青男教师，我也已经评过生产队全劳力的工分，砍柴火当然不能落后。虽然砍干柴、捆柴垛，负重挑担下山不如学生们那么利索轻松，但是我积极参与学校搞副业的劲头始终在努力地焕发出来。学校增加收入后添购永久牌自行车，教师们近水楼台先受益了。
1978年12月29日，我接到厦门航管分局的内招调令，向学校请假两三天，四处奔波办理户粮迁移赶赴厦门报到。31日上午10点多，我乘坐的火车徐徐驶过海堤，我第一次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观赏着车窗外不断晃过的蓝色大海，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厦门，我来了”。从山区到海岛，从务农知青转为城市工人，我的人生一夜之间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我依然牵挂着学校期末教学工作。1979年1月初，我向厦门航管分局办妥正式报到，搞定城市户、商品粮后，又搭乘5日晚上火车返回建瓯，次日回到渔村学校。学生们看到后欢呼雀跃“刘老师又回来喽”，让我非常感动！他们信赖我，认可我，尊敬我，不相信我调离学校，更舍不得我离开和他们共同相处的五年级教室，淳朴的师生情谊至今令我难忘。学校老师们见到我也都很高兴，黄校长还让四年级班主任冯丽春老师代表学校题字送我2本学校印制的纪念手册，至今我一直都舍不得用，很珍惜地收藏在抽屉。所以，我刚调来厦门的那几个月里，常常特意到中山路新华书店，为渔村学校我任教过的五年级学生购买寄去相关书籍以及教室张贴的宣传图画，鼓励同学们继续勤奋读书、考上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