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日
——我赴建瓯小松渔村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乐一屋
今退休后的某年春节期间，在家里整理抽屉时从一本四十多年前的笔记本里滑落一张收藏多年的单据，仔细一看，那是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稻谷出仓三联单，填制时间是1977年7月15日。那是我向插队落户的路后生产队支领的口粮凭据，在这张第三联（留存联）的出仓单上清楚地写着领取人名字（即本人），产品名称：“头季双早谷”，数量：70斤，用途：作当年下季口粮，单价：9.50元，总价：6.65元，保管：鄢恭润（章），会计：曹玉忠（章）。仔细端详着这张发黄的稻谷出仓单，让我想起1969年2月上旬去闽北山区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插队落户被队长领走的第一天。
1969年1月，我们福州八中开始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报名，那时也称68届初中毕业生的我未满十八周岁，思想简单，文革时66-68的那三年在家里东游西荡很逍遥，现在刚好有了脱离父母管束的机会，于是我急不可待地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报名到福八中安排上山下乡的对接县--建瓯山区插队务农去。我哥那时是福州四中初三毕业生（66届），也同样面临着要上山下乡当知青。可是由于当时家里贫困，没有经济能力为我和哥哥各准备一套出外生活的棉被草席蚊帐等生活的必需品，我爸最后决定说还是俩兄弟一起走，共用一床棉被、草席和蚊帐吧，而且俩兄弟远离家里可以互相关照，父母才放心。因此我只好跟随我哥他们福州四中的老三届学生首批上山下乡，去闯建瓯县小松公社的广阔天地。
按照福州革委会统一安排，我们在即将过年的前10天（1969年的春节是2月17日），就是在2月7日晚上九点多钟乘坐福州开往南平的知青专列，前往建瓯县小松公社插队。记得那天晚上有关部门在福州火车站组织了颇有造势的欢送活动，广场不时响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革命”的口号声。晚上9点多钟，我在一阵阵豪情壮志的口号声和哭泣声中懵懵懂懂地告别了故乡榕城。汽笛声划破福州火车站月台的夜空，也撕碎了知青父母、兄弟姐妹的离别情愁。无情的列车咔嚓嚓、咔嚓嚓地起步了，运送知青的客车徐徐驶离福州，我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半夜里，我感觉大约是2月8日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列车缓缓停靠在南平火车站。因为要等建瓯县革委会“四个面向”办公室的干部派车来接，我们整列火车的福州四中知青全部下车在车站月台等候。寒冬腊月闽北山区格外的寒冷，我们知青们一个个都被冻得直哆嗦，脑瓜灵活的年纪稍大些的知青就很聪明地悄悄躲进车站月台旁的车务站房里，和铁路值班员工一起围着木炭火盆烤火取暖。我那天脚穿平底薄垫松紧舌口布鞋，一双脚早被冻得麻木没有知觉。为了驱冷我就站在月台上不停地跺脚，双手边搓边哈气。熬到上午九点钟以后，只见一辆辆敞篷解放牌大货车络绎不绝地空车开进火车站，几个领头的组织者手拿一沓花名册大声喊叫，一会儿工夫，聚集在月台周围近千个知青们赶忙拎着自己的棉被衣箱脸盆网兜等行李按照分配到各大队的名单纷纷集合站队，然后相拥携带行李攀爬上指定的大卡车。在锣鼓喧天、喇叭震响的欢迎声里，二十几辆运送知青大卡车一辆紧接着一辆开出南平火车站。
那时候南平至建瓯的公路里程是69公里，我从小就怕汽油味，更何况是乘南平到建瓯的长途汽车。为防止晕车，我上车前就抓紧服下加强量的晕车宁，汽车开出山城南平没多久我还是晕了，在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难受极了。实在坚持不住的我赶紧挤到车厢边朝着公路狂喷呕吐，身体极度疲乏，非常希望汽车早点到达目的地。因此一路上我还是打起精神注意车队沿途停靠情况。行驶个把小时后，只见车队陆陆续续都有车辆在沿途村庄的公路边停下来，然后路边的公社大队干部们把分配的知青们接走。而我们乘坐的这辆卡车驶过小松公社后，仍然没有停靠的意思。乘坐这辆车上四十多个男女知青们开始恐慌了，因为这是走在最后一辆的知青卡车，眼见太阳西斜，很快天色渐晚。终于，卡车把我们载送到溪河两岸高山耸立的公路边一排小屋前停了下来，原来是渔村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织的前来欢迎我们福州知青的贫下中农队伍敲锣打鼓握着小红旗站在公路中央。大家都纷纷下车，准备卸下各自行李。但是随车的带队干部和欢迎队伍里的某个似乎队长模样的农哥简单嘀嘀咕咕的碰头后，又喊我们全体赶紧上车，说是必须还要往里开，（后来很快知道那个农哥是渔村大队革领组副组长谢荣富，渔村知青工作刚开始是他负责，那排小屋是养护公路的道班房）。这下子就炸开了，很多知青不愿意了，再往里开不是更加偏僻的山旮旯了？我们这最后一辆车的知青，离前面早已下车的知青他们落户的村庄距离就更远了，也就是离建瓯城关更远了，即使是去小松公社赶墟也要走十几二十公里不等的路程。所以大家吵着闹着要马上搬行李下车。带队干部和来欢迎的渔村负责人赶紧向大家解释说，现在卡车停靠的公路附近的自然村，那是上栏生产队，公社和大队这次没有分配知青给上栏村计划，因为在这之前的1月中下旬，已经有七、八个的建瓯本县城关知青安排到这插队落户了。现在车上的40多个福州知青按照渔村大队和小松公社研究好的方案是三五人一组分散安排到除此之外的渔村大队其他各自然村（即生产队），现在先请车上知青到前面不远（还有10里路）的渔村大队的大队部去，吃饱晚饭，洗漱后晚上大队干部会和知青们见面认识，第二天（即2月9日）再宣布分配名单，而且就会有各生产队派社员来接大家。面对这种解释，知青们刚开始都不接受，也不同意被三三两两零散地安排到交通不便的偏僻小山村。于是就和带队干部以及欢迎的渔村大队负责人吵起来，嚷着要卡车把我们再往外面的公社所在地送，到小松公社要求重新安排分配。几个年纪稍大的知青就一直和当地干部不停辩论交涉，我年纪小，不懂此事利害关系，一副漠然神情，任由他们安排也无所谓的样子。当时大部分知青纷纷缠住带队干部和当地干部据理力争，要求整体安排在大队，都不分散。我记得有好多女知青站在车轮边相拥着抱头哭了，有3个大概是同班同学，很抽泣地说三姐妹要在一起，生死永不分离。场景可谓悲伤又悲戚，知青们忙着交涉，现场开始乱起来，领头的大知青们就叫我不要下车，要帮助看好车上所有的行李，防止丢失。那时我年纪小，个子也小，看行李我很乐意的，站在卡车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堆的行李，内急都不敢下车，忍着，坚持。但是，知青们激动的情绪最后还是被随车带队干部和渔村大队头头们用毛泽东思想安抚了下来，40多位知青全部都被动员重新上了汽车。卡车大约又继续往里行驶二十分钟后，停在紧挨公路的一个小山村，我们被招呼下车，说是这里就是渔村大队部所在的自然村，又称作樟树生产队。全村大概只有二十来户农家，虽然已是黄昏，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的时候，可是不少人都扶老携幼跑出来，到大队部看热闹的。大队早已安排社员给远道而来的福州知青做好晚饭，经过经过一天一夜的乘火车坐汽车的长途跋涉颠簸，我们40多个知青既累又饿，悠悠万事，吃饭唯大！顾不了许多，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拿着饭碗挤到热气腾腾的饭甑桶前，抢木勺装米饭，大家都端着饭碗狼吞虎咽地站着吃，我至今忘不了那餐放开肚皮大家吃个够的新鲜肥肉的香味，据说那可是渔村大队当天刚宰杀的大肥猪哦，就着可口的酸菜煮米汤让我们吃得更滑溜、顺畅。晚饭过后，渔村大队领导让我们早点简单洗漱休息。疲倦的我们知青都很快解开行李，把草席摊在地上，打地铺睡在大队部里，准备好的几个房间都还不够，我和好几个知青还被安排睡在大队谷仓里，又暗又闷，只能将就着克服一个夜晚。
第二天清晨早饭后，大队领导很快拿出几张纸，大声宣读40几个知青安排到各个生产队插队的方案。我记得40多个知青三五成组地被分配到樟树、前岚、马历、大东、六坑、腊溪、上仰和路后等8个自然村，我们找了站在大队部门口看热闹的会讲普通话的年轻社员，悄悄向他们了解到这些自然村的基本情况，有的村就在公路旁，有的村相对靠近公路边。有的村庄比较偏僻座落在山坳里，要沿着公路边的小路往上走四、五里的山路才会到达村庄。这些自然村有的一村就是一个生产队，一般自然村都只有一个生产队，因为才一二十户人家，有的自然村较大，有四、五十户的算是大村子，有的分为2个生产队，有的分为3个生产队。那时候都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生产队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年终每个生产队都由本队的会计核算出当年生产队所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和评定的工分，按照本年工分值换算各人应得的生产劳动现金款，再减除该社员当年的预支现款和口粮价款，剩余的就是社员全年实际分红所得。其实，我们那时去插队落户，农民不是很欢迎，因为多收知青就多了吃饭的人口，生产队社员们的平均一年口粮就降低了。所以渔村大队还有五、六个村庄就没有接受知青，除了本村粮食不能自给，还有这方面的顾虑吧？！
上午八点多，这些生产队陆陆续续就派人来了，村庄在公路边的生产队都是拉着板车来接，山坳里的生产队则是带着扁担绳索来挑行李接知青。我和我哥及他的同班同学林姓知青被分配到路后生产队（自然村），那是离渔村大队部有五公里路程就是10华里，就是还要从渔村大队驻地往外面走，更靠近小松公社所在地，路后村也比较近公路，我当时很高兴，就等着亲自来接我们的路后生产队周队长尽快帮我们把行李装上板车早点去路后村安顿下来。不过，周队长好像不着急拉我们三人回村，仍然停留大队部门口前后观望看情况。当时好多个女知青被拆散分配到几个自然村，正哭哭啼啼找大队支部范书记和大队革领组领导诉求，反复表明她们都是一起来的同学，强调无论如何都要安排在同一个自然村，大家相伴好有个照顾，不然就不走。有的亲兄弟更不接受拆散被分开安排到不同的自然村插队，所以都不愿意随生产队来人带走，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在一起。几个心肠软的大队领导开始用本地话嘀嘀咕咕交换意见，商量怎么尽快地动员这些知青服从安排。路后村的周队长也是热心肠，本来大队只给路后村分配3个知青任务，他把我们三人行李装上板车往路后拉就没事了，可是周队长还在知青群里前看看、后转转，被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知青看到，他带的四五个知青没有分配在一起，正愁着找大队领导诉说没效果，于是赶紧过去和他套近乎攀谈起来，述说他和几个兄弟和及亲戚一同来插队，临行前众家长们在福州都反复交待他，委托他关照。他带的四、五个知青里面，有女的，有身体比较弱的，有年纪小的，现在被大队分散安排到比较偏僻的自然村插队，日后他的确难以关照到位。周队长听完情况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就主动帮他和大队领导说情，而且表示路后村虽然只有18户农家，但还可以再接收两、三个确实需要照顾的有困难的知青。经过几位大队领导临时研究后同意把已经分配到其他自然村的三个知青也分给路后村。这样，他们四、五个结伴而来的知青自己很快商量好，为关照女性和体弱者，两个身体结实的知青就勉强接受大队的安排，到离路后村十几公里远的马历村去（但是当天深夜这2个插兄居然扛着行李摸黑逃离马历村顺着公路找到路后插住下来，这样我们路后就有8个知青落户），那几个被照顾的知青（其中有女知青）就和早已坐等在板车上的我们，6个人紧随周队长推动板车朝着我们即将插队务农的所在村——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前行，开始走向我们漫长曲折、酸甜苦辣的知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