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知青岁月里父亲的关怀
乐一屋
2016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最近几年的清明节前后，我都会不停地回想起上山下乡岁月里父亲给我的关怀，让我挺过漫长的10年插队知青生涯。
1966-68年文革开始头三年，福州八中和全国一样停课闹革命，我在家虚度，百般无聊，整天都在福州八一七路东溜西逛的，往南就溜过中亭街跑到大桥头新华书店，站在书架边蹭书看;往北就逛东街口百货商店，囊中羞涩，只看没买。两年多后，1969年1月，只有初一文化的我本已约好福州八中同学，结伴报名去闽北山区插队务农。当我告诉父亲要去建瓯的农村上山下乡当知青时，父亲很开通，支持我的决定，只是认为我还太小，没有个人独立生活的经历和能力，叫我跟随福州四中初三的哥哥去上山下乡，反正早晚都要去插队，那就俩兄弟就一起去。其实是因为那时我家经济拮据，被褥、蚊帐、草席这些生活常用品只可能准备一套，兄弟在一起，互相照应，家里放心，这才是父亲的真实想法。
当时，我萌发去农村插队的想法时不满18周岁，思想还不是很定型，我也不敢自吹自擂地说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更没想到远离父母、远离家庭，投身到寒冷的闽北山区务农是多么艰辛，只是幼稚地想，去农村插队后就可以脱离家长管教，逃出家庭约束，远走高飞，自由自在了。
1969年2月7日我和哥哥到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插队后，父亲惦念着我俩兄弟，至少每个礼拜都会给我们写来一封信，同时叮嘱我们尽快回复，详细谈谈农村生活情况。我们父子之间每个月至少都会有两、三封家信往来，他考虑我们有时手头拮据缺钱买邮票，还常常在信封里夹带着五、六张邮票来，当然也盼望我们及时回信，这样才能了却他对我们兄弟长期远离父母、插队山村艰辛谋生之牵肠挂肚的怜爱急切心情。和父亲通信不知不觉中也提高了我的遣词造句文字基本功。
插队前在整理行装时，父亲让我带上父子俩都喜爱的笛子，说是务农空闲时可以调节心情、解乏劳累。小时候我常看到父亲在家空闲就拉二胡、吹长箫。我记得父亲经常吹的长箫曲子是《苏武留胡节不辱》，那时我不懂曲子意思，但是曲调如泣如诉，情感动人。二胡父亲也喜欢拉，自拉自哼《正月里来是新年》等民乐曲调，父亲就靠简单的民族乐器来业余消遣。他那时看我有兴趣，就教我学些笛子二胡的基本曲调。在建瓯小松渔村路后生产队务农时，出工前、收工后，我经常会在生产队安置我们知青的屋子边，站在晒谷坪阶梯上吹奏《东方红》、《我是一个兵》、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北风吹-扎红头绳》，以及歌唱家才旦卓玛经典之作《毛主席的光辉》等我喜爱的歌曲，偶尔我也会拿同屋知青的二胡拉起那时代最流行的《北京的金山上》和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明亮的心》等曲，自娱自乐地打发我在小山村枯燥、无聊的日子。
1969年10月中旬，父亲被单位列入以下放干部名单，发配到闽北偏僻的政和县铁山公社岭腰大队。父亲一到下放所在地立即写信到我插队的建瓯小山村，告诉我们兄弟，说是此事突然，来不及去信征求我们意见，本想能否下放到建瓯我们插队所在公社，父子相互可以照应。终因他单位火急火燎地催促转移户粮，因此毫无选择被安排到政和铁山岭腰，父亲在信中还阿Q式地自我安慰说，好在他坚决顶住单位逼迫我母亲和两个弟弟都全家下放的动员（按照当时的下放政策，凡是家里唯一有工作、挣工资的户主被下放，一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也要随迁，不能在城里吃闲饭），苦难就让他一个人克服吧。我们俩兄弟看到来信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福州家里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的是，父亲虽然下放政和山区，总算福州还保留个家，妈妈在福州家里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妈妈在，家就在！这样我们每年春节还是可以同其他知青一样回福州探亲。其实父亲考虑过虽然争取父子下放插队在一起，但是所在大队干部和其他知青肯定有想法的，这样会影响贫下中农对我们劳动锻炼、争取表现的评价，更担心我们兄弟在渔村大队的处境，毕竟是被单位领导另眼看待的干部才被下放，避免过多人知道才好。我想父亲被下放肯定是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发难了。紧接着，父亲和另外2个分别来自省商业厅的李师白和省供销社的王大旺下放干部，一同被岭腰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编为铁山公社岭腰“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后来，公社和大队看到他们三个下放干部整天蹲在大队部白拿薪水，叫他们也必须下田和生产队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所以，3个五十多岁的下放老干部很快又再次分别再发配到更偏僻的自然村（生产队），我父亲去了远离岭腰大队部的胡屯仔村（生产队），每天早上他都要自己起早劈柴煮饭。可怜我父亲那双拨了几十年算盘的细手，有一次在灶台前劈柴烧火，一手撑着柴柸，一手紧握柴刀吃力地往下劈着，当时他动作不很利索，力不从心地被柴刀劈伤了左手食指，后来伤口又发炎化脓几个星期才愈合。那年父亲回福州过年时才和我们说起，有插队的经历，我们更体会父亲那时下放干部生活的不容易，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但是父亲在和我来往书信里，从来不提这事，他不忍心让艰苦务农的子女更多牵挂。
即使这样，父亲仍然心系在建瓯农村插队的我们哥俩。父亲每次回福州探亲时总要先从政和乘坐长途客车，特意拐道建瓯小松下车，再手提行李徒步到路后小山村看望我们兄弟。记得1970年7月，他回榕探亲先到建瓯，当时我们那里正在奋战“双抢”，生产队里一边忙着收割早稻，一边又要忙着播插晚禾，劳动力非常紧缺，已经算作男劳力的知青，我们理所当然地每天都要和社员们起早贪黑出工干活。那天临近中午，我们还顶着盛夏酷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割稻之时，忽然看见公路上走来拎着行李包的城里人，林姓知青眼尖，大声对着我说“像是你爸爸来了”，我赶忙直起酸痛的腰板，仔细一看果然是我父亲。我立即拔出带泥的双腿蹬上田埂快步走到父亲跟前，他非常心疼地从上到下端详着我，看到我身着满身都是泥土得补丁衣裤，眼眶当即红了，于是我赶紧帮他提着行李包往村里去，生怕他在知青和社员面前当场流泪，那时多么尴尬的事啊。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就着手在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工农业生产。许多下放干部陆陆续续地调回原工作岗位。7月，父亲在熬过将近4年的下放生活后，省交通厅直属省航管局一纸调令通知我父亲直接到省属的厦门航管分局报到。虽然无法再回到省直机关，进不了福州家乡，但我父亲还是相当高兴，立即就办理好户粮关系转移，持省局调令很快来到厦门报到，从此又开始了他的会计老本行工作。我们家的处境起了崭新的变化，特别是给我们兄弟前途渺茫的插队知青人生送来曙光，带来希望。父亲开始颇费心思地为我们兄弟的招工找机会，当然首先要求我们忙里偷闲翻看以前学过的文化课本，认为早晚用得上。
1974年7月底，双抢农活刚刚忙过，父亲找个理由，拍电报来说有急事，让我马上赶去厦门。那时我从渔村耕山队来到所属畜牧场，负责安排全场工作，场里有六、七个从各自生产队抽调来的社员，每天出工做啥农活都由我考虑派工，当然我自己也要起早贪黑带领大家挖鱼塘、种地瓜以及捞水浮莲等，为畜牧场的猪饲料忙忙碌碌。有了电报来，我很快顺利地向大队办了请假手续，搭上伐木场运载木头的解放牌大卡车，到南平后即买好开往厦门的火车票只身坐了22个小时的硬座列车，来到心往神驰多年的海滨城市。其实，父亲是心疼我瘦小的身躯却要天天干繁重的体力活，让我到他那里休息几天，顺便给我改善伙食，补补身子。父亲让我在厦门游玩了一个星期，我的心情整整高兴了7天。
插队那些年，为了争取接受再教育表现，也更为了自食其力，我始终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论是在路后生产队插播耕耘，或是在大队耕山队劈山造林，我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风里来、雨里去，每个月出工天数大约都是二十四、五天，我至今都还收藏着那几年的务农出工记分小册子，上面详细记载我每天都到哪块梯田、哪片山垄干了哪些农活的。回福州探亲，父母亲总是心疼地唠叨着“又黑了、更瘦了”。
1976年5月父亲到龄退休，按当时政策，他办理好补员手续，我哥插队务农将近8年后，顶替父亲来到厦门工作。78年12月厦门航管局内招，哥哥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赶紧向领导和相关部门反映自家兄弟的我已经完全符合内招条件，填表申报，努力争取。很快得到厦门航管分局党委研究批准，我也被招工到早就向往的厦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工作，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火速地办好了户粮迁移手续，终于赶在1978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从建瓯赶到厦门航管分局报到。来厦门工作这是我人生历程的幸运大转折，从山区农村进滨海城市，从挣工分到领工资，我的知青生涯一夜间颠覆性的改变。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铭记父亲对我的关心、关怀和关爱，如今也更加怀念已经逝世多年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