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为填饱肚子我们都在奔波
乐一屋
看着我保存将近五十年的一张南平市《三代会报》，记忆又一次把我带入时光隧道，回到当年插队建瓯小松渔村时为吃饱饭奔波的日子。
1970年的某个夏日里，渔村大队有线广播通知第二天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知识青年会议，传达南平专区、建瓯县以及小松公社各级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上图1970年6月29日南平三代会报专版报道）。各生产队的知青干完当天的农活后，听说要去大队部开会都非常高兴，急切盼望着第二天的早点到来。
那些年，只要去参加大队知青会议，大家都穿得很整洁，特别是女知青们更是着意妆扮一番，毕竟是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二十左右岁，爱美之心并不因为来到偏远山乡而忽略。只要人多的场合，喜欢美、追求美、展示美就无时不刻地在知青中互相比靓、彼此欣赏。说真的穿戴光鲜还不如当天有大碗吃饭、大块吃肉的好事更诱人。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可怜的我们知青，工分粮普遍不够吃，路后知青和渔村其他生产队知青一样，都是要到小松街上（公社所在地）趁着赶墟，寻购小贩私卖的番薯米（地瓜丝）弥补口粮的不足，否则无以饱腹。墟市上根本看不到私卖大米或是稻谷，高价番薯米没有严格管控，不过物以稀为贵，一元钱只能买到3斤，比公家卖的大米贵多了，那年代凭粮票gongying的大米价格每斤0.14元，只不过根本买不到，那时稻谷统购统销！小贩子的番薯米虽然卖得贵，我们迫切需要，当然没得讨价还价。但是，买之前可要仔细看清番薯米成色如何，提防个别不怎么厚道的小商贩，将洗过粉的番薯丝以次充好卖给我们，洗过淀粉再晒干的番薯米吃起来既涩又不甜。我们饭盒里常常是地瓜丝掺着大米顿着吃，掺好地瓜丝即使没菜配，也能咽得下。
夏收夏种刚刚结束，知青们个个都累了，大队要开知青会，大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歇工一天，会后知青们不但可以拿着大队正面回生产队记工，而且开会那一两天还能在大队食堂尽情地补一补，很久没闻到猪肉味了，这回可要放开肚皮爽爽地饱餐一顿。那些年我们当地有不成文的规矩，每逢大队开会，照例都会杀猪，一方面大队食堂要熬油，每天做饭炒菜用；另一方面，大队脱产和半脱产的干部们（即大队党支部负责人、工作组组长、大队文书以及大队通信员等常驻大队部的人员日常就餐）也要偶尔改善伙食。炒猪肝、猪肚汤、五花肉炒青椒或四季豆，有时甚至还有一大钵清香豆腐汤等等都是大队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议或是知青会议时参会者的伙食待遇。当然，大队食堂用杉木桶饭甑炊的香喷喷白米饭对知青们更有吸引力。真佩服社员们把被派去大队或是公社甚至县里开会出差的形象地调侃做“吃软工”，那的确名副其实啊！因此只要听说召集知青开大会，免费吃大锅饭，知青们个个都笑逐颜开，吃饭时每餐都要吃上满满的五、六碗米饭才恋恋不舍放下碗筷，农村饭碗很大。有个知青更会吃，每次开会都吃了六、七碗还不想离桌，即使饭桌上没啥汤菜了，他还要又装一碗再吃，结果撑得肚皮鼓囊囊的，饭后一下子还不能利索站立起来。由此联想当年渔村知青都惊奇他特能吃肥肉的趣事，回忆起1971年抑或1972年夏天，早稻收割在即，渔村山乡某凹坑里的生产队，为让社员们家里能够有点油荤做饭菜，增加体力，投入即将开始的抢收抢种，经过大队批准，同意该队屠宰生猪一头，按人口卖给各家各户。该队福州仨知青捧着一钵头猪肉喜滋滋地回到宿舍，其中两个知青就和这位特别能吃干饭的朱姓知青打赌，许诺如果他一人能吃掉这这钵头里的那堆熬油肥肉，那他就不用出这次猪肉钱，挑起者出钱请他吃。没想到，他立即亲自下厨，就靠盐巴和清水把那堆肥肉煮熟后，端到饭桌上，不用米饭、蔬菜，自己有滋有味地一块接着一块地夹入口中，居然很快把那刚买的3斤多新鲜熬油猪肉装入肚囊，肥而不腻，还颇为得意地摩挲着肚皮朝向两位挑赌者示威性地打了个胜利的响嗝。那俩知青当即傻眼，后悔莫及。本来是想捉弄他，结果，弄巧成拙，等了半年吃顿熬油后的猪油渣炒茄子念想顷刻间化为乌有，反而掏钱让食肉高手独自大快朵颐了。
插队那些年，知识青年都在长身体时期，繁重的山村劳作更是日益消耗知青们的体力，每天吃饱饭填满肚皮才是硬道理，更迫切需要有机会吃到猪肉，补充能量，那年代生产队普遍都是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多才杀一头猪。
记得1970年四、五月，我和路后队的知青Q熹当时都还不满19周岁，不过也是和比我们年纪大些的知青兄弟一样，半饥半饱天天跟着社员们早出晚归忙春耕，临近中午，尚未收工，有时在田里饿得头昏眼花。为给我们自己补充些营养，有一天我俩悄悄约好，找个借口向生产队周队长请一天的农忙假，打算歇天工一同徒步奔去建瓯城关，找一家最大的饮食店，好好大吃一顿。之前为了去建瓯城里吃大餐逛大街，我们已先到离路后不远的隔壁上栏村小松gongxiao社代销店，求营业员暨老伯借给我们两顶仿制军帽戴一天，那时流行解放帽，我们也赶时髦，打算去城里吃完大餐后，再到照相馆各拍一张戴军帽的个人1吋像片做纪念。次日天刚蒙蒙亮，在公鸡啼叫声中，我和Q熹头戴解放帽，肩背军挎包，脚穿解放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迈步赶路。走了20多分钟，我们来到设在公路边的小松简易车站，这里已经有很多人站在站牌下在等着早上开往建瓯的客班车，每天只有这一班，半小时可以到城关，票款0.55元。我们没有停止脚步，继续前行。我们就是舍不得花这车钱，要留着不多的几元钱去城里饱吃一顿。虽然从小松车站走到建瓯整整20公里的路程，正常速度要4个小时才能走到。但是，我们坚持不坐车、要步行。中午11点多，我们走到城关，抬头仰望闽北著名、一直保护完好的北门钟鼓楼，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们赶紧穿过热闹的十字路口，直奔南街头附近的工农兵大饭店，找了个合适的座位，马上喊饭店服务员俩人要了两大碗杂烩汤，也就是几片五花肉、猪肺，搭配几根腐竹、大白菜煮的冬粉汤，每碗0.50元钱，我们俩却吃的津津有味。饭后，我们抓紧去相馆各自照了一吋相片，为了纪念我们的不凡之举，俩人又合影一张。完成预定的计划后，我们也没时间逛县城了，下午2点左右，我们重新抬起腿、迈开步，心满意足地从县城走回小松。大约晚上六、七点掌灯时分，我俩顺利回到路后村。为了吃一餐有肉的冬粉杂烩汤，我们来回整整走了9个钟头，如今回想起来，不可思议我们当年竟然为了吃碗饱饭，来回45公里徒步往返县城村镇。这就是当年饥饿知青对吃的奢望、期盼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