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粮籍证,唠叨说往事
[ 2022-5-25 8:24:00 | By: fzlyfxmlcm1020 ]
 

久违粮籍证,唠叨说往事
乐一屋

    两年前我家住了近四十年的厦门市湖滨南路宿舍楼所在湖滨一里至四里,列为市里老旧房屋片区改造提升重点建设项目。2021年3月工程开工前我搬到岛外的海沧居住。空闲时常整理随搬家带来的不常用Z件,某日居然看到一本《福建省市镇居民粮籍证》,那是1993年厦门市粮食局重新核发的城镇居民粮籍证,勾起陈年往事,引发联想唠叨怀旧。
(以上三图均为笔者保存的1993年厦门粮食局重新核发给本人城镇居民粮籍证内里扉页、中页和末页;填证人粗心户主名字写错涂改)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计划经济时期,沿续着历代传袭下来的粮籍户口管理制度。一般人循规蹈矩不轻易离开籍贯老家的出生地出外生活。当然如果国家每年的大中专升学、应征参军和招工入职,那都是幸事、喜事,小百姓求之不得,好机遇来临自会顺从命运安排。按规定这离乡生活的好事必须先办妥户粮关系转移手续带去报到,或是个人自办,或是接收单位代办。总之,没有户粮关系就去不成。可见粮籍户簿是同一般百姓命运相关、息息相连的人生第一证书,人们都会将粮籍证、户口簿两本证书稳妥收藏好,生怕丢失,清楚知道万一遗失或被偷,补办起来十分麻烦。
(上图为笔者保存的1978年底招工随带的介绍信下方附注栏第2项明确写上户粮自带;由农业户、工分粮再回到城镇居民户商品粮了。插队多年的知青们都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盼着早日招工圆梦回城,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烈日斗笠、雨天棕衣辛劳挣工分日子已结束,来到城里进厂房车间,带手套穿工装,每天工作八小时按月领工资)
(笔者1978年12月底从插队的建瓯山区招工到海滨厦门后,刚来那时迫不及待到厦门名胜景点打卡观光,1979年春时笔者游览鼓浪屿)
(上图为笔者80年底工作调动1981年春回厦门航管局修船厂开具本人集体户口由航厂所在厦门港街道迁到航道段所在鹭江街道的证明)
    粮籍证、户口簿在百姓生活中就像命根似谁都离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刚开始那几年,有的老三届学生为跟随同学去农村插队,不知艰难艰辛的农村生活会怎样艰苦艰巨,不顾父母反对阻拦,瞅着机会偷偷摸出家里的户口簿自己做主到所在中学或是街道办事处报名,激情地当知青去了。有的青年男女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而偷出家庭户口簿,双双义无反顾地跑去当地的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我在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插队时,公社和大队常常派民兵半夜三更摸黑进村排查驱赶那些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他们多是浙江或是本省闽东一带过来的木匠、篾匠、裁缝匠和剃头匠等“无三证”(就是户籍所在的县、公社、大队这三级管辖权力机构没有给离乡出外凭手艺技术挣钱的农民或市民出具的身份Z明)流动人员。
(以上两图为笔者保存1982年5月厦门市鹭江派出所签发的本人户口簿内里的第1页和第2页影印件;详细注明1978年12月建瓯迁入)
(以上三图为笔者保存1994年3月厦门市公安局开元区筼筜派出所审核签发给本人的户口簿封皮扉页、全户页和户主页,仍注明由建瓯迁入;之后换为公安部制作的户口簿后,此本不收回,但盖章作废)
(以上三图均为笔者保存的2004年11月年厦门市公安局启用公安部统一格式户口簿重新核填发给本人的户口簿的封皮、扉页和常住人口页,本人登记卡之页依然注明1978年12月从福建省建瓯县迁入。)
    而我切身体会户粮证簿对城镇居民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从1969年2月去当知青那时开始的。跟随哥哥报名去闽北建瓯山区插队务农后,当年1月下旬的某日,按福州四中的通知,已经确定批准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学生要尽快带上自家户口簿去所在街道派出所办理户粮迁移。我们怀揣家庭户口簿按时去办理转移手续。现在还记得那天办好户口迁移之后家庭户口簿上我们兄弟都被派出所注销了福州市城镇居民身份,户口簿上我俩的内页分别被写上户口迁往建瓯县并盖上福州市台江区四新街道(文革后恢复原称义洲街道)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福州城里人了,从此国家计划安排供应的城镇商品粮被取消了。   
    哥俩福州城市户口迁出后,我们就是农业人口,必须到上山下乡插队的公社、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全国农村已人民公社化,经济上基本都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准确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这三级,生产队(即生产小队多是独立的自然村)是基础核算单位,生产和收成原则上自负盈亏。现在公社又恢复为先前的镇乡体制,当时的公社党委和管委会也就是如今的镇(乡)党委和镇(乡)政府,权限很大,遇特殊情况时有权力在全公社范围内把本社所辖各大队的生产力、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收获成果实行一平二调。如今大队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小队)就是各自然村的村民小组,社员称谓又都回到公社化前的村民身份。
    当知青那些年,我们俩兄弟的户粮关系是在渔村大队。当地接收知青后登记造册,每个知青单页记载即活页户口,纸页边上钻2个小圆孔,再解开路后生产队那本自然村户口册簿,接续到户册末页系札在一起,生产队的户口册统一保留在大队,由大队文书负责进出管理,从此属于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了。(这些细节我是在1978年底招工调离前亲自带走本人户粮关系时看着大队文书现场为我办理后才清楚的。)
    1969年2月我们户口迁出福州后,口粮就由插队所在的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负责。其实,当时路后村的稻麦地瓜产量不怎滴,全队可作口粮也都精打细算。我记得甚至有一两年还要国家提供返销粮来度过春耕时期的青黄不接日子。所以我们插队后,很快和小队社员一样出工下地参加集体生产。我们知道只有勤劳务农挣得工分后才能在本生产队里同社员们年终分红时得到工分粮。那时生产队根据社员出工劳动后评定的工分,经过记工员逐个认真核对后统计出投入劳力总工分数,由会计员核算,将生产队全年为农业生产所需添置的农具购买化肥农药及稻谷黄豆种子支出所有生产成本结清决算后,再合计各种农作物、经济作物等收成出售后所得毛收入总数,收支对减后的纯收入,照规定解交农业税及各种附加费之后,还必须按比例留成生产队公积金、公益金为来年再生产预留资金,余下的才可作为当年分红基数款去除全队社员出工总工分数,计算出当年本队工分值,再逐个计算出社员个人全年所得工分总数按比例应发的工分款。粮食也是这样,当年打下的稻谷小麦黄豆地瓜等,晒干过磅登记入仓后,按土地田亩数先核算出应上解的公粮,同时还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交售余粮任务,再留足次年农业生产的麦谷种子,决算后的粮食才符合政策作为社员们的工分粮分配。每年分红方案必须报大队管委会审核,获批后张贴公布相互监督,实实在在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农村分配原则。我们也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出工养活自己。
(上图为笔者保存的1975至1976年仍在建瓯小松插队时在渔村大队林场即原耕山队出工劳动使用的记工手册,那年本人总计出工307天。左边扉页下方有毛主席语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全国都很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始终坚持厉行节约用粮方针)
    那时候生产队粮食收成如遇上好光景,当年的工分粮我基本也可以分得晒干后入仓的六百斤左右稻谷 也就是每个月至少有五十来斤的谷子作口粮,按照每百斤谷子有百分七十的加工碾米率,我每月有三十多斤大米。当然作为十几二十岁正在长身体的我那是不够吃的,每天只一斤,多少知青每餐都淘洗七八两大米炖(蒸)饭,饭盒几乎全是大号甚至特大号的。八两只保证了中午炖饭,早晚二三两的米绝对不够,所以我们经常添一把黄豆或是赶墟买回地瓜米掺在饭盒里同时蒸来吃,补充饭量干农活,以勉强撑到收工。
(上图为笔者保存的1977年7月向插队落户所在的渔村路后生产队支领当月口粮的出仓单第三联,稻谷数量由队会计、保管印章确认)
(上图为笔者收存的1969年春至1978年冬一直使用的饭盒,无论在路后生产队下田插秧割稻还是到渔村林场耕山造林都用它蒸饭饱肚)
    每逢年末知青们要回福州探亲过年了,去大队部找文书开证明,既是沿途乘车住宿需要,也为了换些粮票带回家。知青们一般都会挑上几十斤稻谷去公社粮站兑换福建省地方粮票带回去。碰上公社粮站给兑换出全国通用粮票,我们更是喜出望外,使用范围广且出门也灵活机动,一般舍不得用,若是去赶墟拿去换鸡蛋同样是10斤粮票,国票也会比省票多换一两个鸡蛋的。听人说过10斤全国粮票含有4两食油供应,那时城市居民按粮籍证每人每月也只供应4两花生油,可惜我始终没有用全国粮票买米,不确定是否如此。
(上图在发现自家昔日粮籍证的同时笔者还找到家里尚未使用完的1990年版本厦门市粮票,记得1994年以后厦门市城镇居民买米不再需要粮票了,街上随意都可买到,粮食部门也停止每月发放居民粮票)
(以上两图均为笔者下载的1972年版本福建省地方粮票和1965年版本全国通用粮票网络图片,为方便使用都印发各款计量票面的粮票)
    很幸运的是我插队在建瓯小松渔村路后那几年生产队工分值不低,常言说靠山吃山,我们村山上杉木松木和毛竹经济作物是生产队副业年年砍些竹木出售来增添分红,每到年终,队里算盘一响,当年每个工分值都在九分以上至一角出头。我熟悉农活后每天出工评给的工分都八九个工分,有时还得到10分满分,也就是于全劳力了。插队务农那几年,我每年出工劳动基本都在200多天以上,所以年终分红时,扣除工分粮等款项外,我都能分得八九十元乃至百把元余款。当年听说有的地方农村工分值很低,知青们辛劳一整年,还倒欠生产队的工分粮稻谷款,需自己补交现金才能支出属于其本人的工分粮填饱肚子再出工干农活。因而有些知青干脆倒流回城,挤占父母兄弟的口粮。那时候城镇户口,没工作的居民每人每个月按照粮籍证只定量发给24斤地方粮票,每人每月4两花生油还要带上粮籍证去粮店登记才能买得到。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农村政策大变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自主种粮的积极性极大提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关心“三农”,各地农村突破传统的种植模式套路,农技人员驻村入户热心耐心推广指导科技种田,稻谷小麦亩产量都在不断提高,全国粮食年产量持续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后国家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品种多样,粮食政策发生革命性变化。各省、市与时俱进,相继取消传统的城镇居民商品粮配给制,延续几十年的城镇居民户口紧密捆绑的粮籍证取消了,给城镇居民按工种、工作岗位及所付出的劳动和体力每月定量核发的粮票亦同时停止了。
    回想当年,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城乡二元化极大差别,多少家住农村农民为了争取农转非,也追求同城镇人口一样吃上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不惜花大钱送礼走后门,八仙过海去拜托户籍管理机构或相关部门的经办人员,想方设法办理落户城镇。如今,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越来越好,许多农业人口勤劳致富后到城里买房置业,可却不一定非得享受买一套房子可随之免费进城落户2-3人指标的优惠奖利,当年农民们趋之若鹜的农业户口农转非已不再那么走俏吸引人了! 
    这些日子,我时不时地翻看这本存放书柜角落近三十年后又冒泡的粮籍证,相关往事总是浮现,感慨之余赶紧坐在电脑前唠唠叨叨码下累赘文字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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