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缘，手足情
乐一屋
退休后空闲了，我经常会到于哥家泡茶聊天，回忆往事。
我们刘家姐弟五个，姐姐最大，于哥排行第二，我是居中老三，下面还有俩个小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今为止，在姐弟五人中，姐姐和两个小弟一直都是生活、工作在福州，
我和于哥自榕城长大、福州读书到建瓯务农，又先后调入厦门工作，乃至成家定居鹭岛，从小到大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久。
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一直租住在福州八一七中路横街东向的兴化埕27号，同我姨母一家都住在那座院落，从小我们姐弟都是和表姐妹、表兄弟在三进式老庭院里一块儿长大。
自幼我都跟随大我2岁的于哥后面屁颠屁颠的到处玩耍，常常和表兄表姐、邻居小孩在院前鱼塘边捕蜻蜓、挖蚯蚓，攀桑树采桑叶；夏天的黄昏，我们常在兴化埕27号门前的福州卫戍部队练兵场上牵放自制的风筝，夜晚一起在大埕和邻居小孩纳凉追逐萤火虫。逢到雨天，我们就在三进三落旧庭院里上蹿下跳捉迷藏，哪里好玩哪里都有我们兄弟。记得有一次，为了给家里养的2只小鸭找吃的，我们兄弟来到兴化埕老屋门前的鱼塘墘边，在潮湿的池埂里挖蚯蚓。找着、挖着，一不注意，当时才七、八岁的我没站牢靠，不慎滑入鱼塘，鱼塘水马上没过我的大腿，浸湿了裤子，吓得我大声哭叫。于哥见状，赶紧跑过来不顾一切地使劲将惊魂未定的我从鱼塘里拽上来，好险啊！还有一次，我们爬到邻居一户人家的桑树上摘采桑叶，树主人发现后追出来，孩子们马上鸟兽散，我矮小手脚不利索，下树慢，眼看着就要别逮着，于哥赶紧回头帮我扶下来带着遁逃。
我读小学一年级，也进入于哥就读的福州市达道小学，我于哥那年已经读到小学三年级了。虽然我们不同的年级，每天我都背着书包跟他一同到学校上课，放学也常常一起回家。晚饭后我们就利用饭桌一起温习功课，做家庭作业当然少不了于哥辅导我。夜里，我总是和于哥同睡一张木板床，兄弟时常在被窝里继续玩乐。侧卧后先是我用手指在他背上划个汉字，让他揣摩体会是啥字，猜对了以后我们再翻转身，由他在我的背上也划个汉字让我说出是什么字，那时我认识的字不多，不外乎日月山水天地草木之类的简单汉字。当然我们有时还会改成轮流在对方背上比比划划阿拉伯数字、拼音字母来猜，这样好玩的被窝文字游戏都是因我早睏早睡而结束。以后我们先后考入福州四中和福州八中上中学唸书了。
1967年1月我家搬到了台江区义州街道南禅新村，在这简易新村我和于哥度过文革早期的那两年。1969年2月我们俩报名上山下乡又一同离开福州去闽北山区建瓯农村插队当知青。七十年代末，我们兄弟俩先后从建瓯补员和内招来到厦门。回想起来，我和于哥在不同时期几乎都在一个地方（城市）生活、工作，可见我们深厚的兄弟缘分和手足之情！
兄弟手足情长的童趣日子我们感觉都还没能很好地过个够，1966年6月文革到来，提前结束我们的中学生活。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各地学校都被停课。两、三年后，最高指示传遍大江南北，这期间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必须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和于哥1969年2月来到闽北建瓯小松公社渔村大队插队当知青。我们兄弟服从安排落户在只有18户农家的自然村，那是离渔村大队部10华里远的路后生产队。
我们和路后其他知青一样，刚开始那几年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扛着锄头就是挑着畚箕农具出工，跟随生产队社员春播夏耘秋收冬种。夜晚我们歇息在同一院落的知青屋里，昏暗的油灯下，兄弟俩不约而同想念父母亲和姐弟们。
记得1969年三、四月间，我刚到渔村路后插队的时候，在春耕劳动中右脚后跟不小心踩到一块烂木头上的一根锈铁钉，当时不懂得要及时挤放出污血，结果很快就发炎、化脓，脚后跟逐渐越肿越大，无法行走。于哥和他同学知青润（也在路后插队）半个月里，风雨无阻轮流背着我，先是踩着小田埂，走到大路后再用手板车拖我，到五、六华里外的小松公社卫生院医治，去清洗化脓的伤口、换药包扎，一直照料到我可以行走。
1971年9月，由于在耕山队劳累过度，我和当时许多知青一样，在劫难逃地患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身体虚弱的我只好回到路后村让于哥关照。我于哥连续几天没出工，留在宿舍照顾我，那时没有营养食品，只能熬米粥给我吃，希望能慢慢照料我疲乏无力的身体。远在榕城的母亲（父亲此时正下放在闽北政和县铁山岭腰）收到于哥去信得知情况后心疼不已，拍电报来让我赶紧请假回福州调养身体。
1976年5月下旬，父亲从厦门航管局财务科退休，同时办好我于哥招工去往厦门航管局补员的调动手续。那时正在传闻知青招工必须由当地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党支部批准才能办理上调手续，因为那时候知青插队务农正处在“扎根”派和“拔根”派激烈交锋的当口，航管局担心补员招工当地不放、不顺利，专门派了2个招工人员到建瓯小松，他们住在公社招待所，刚到就火急火燎地在小松邮电所把电话揺到渔村大队部，让接电话的大队通讯员转告我于哥第二天必须办好户粮迁移手续，由他们亲自带着走。我得到消息后，也怕夜长梦多，赶紧帮我于哥去大队部找文书开证明，再找党支书批准办理上调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地星夜借了自行车，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撑着雨伞，冒雨摸黑沿着崎岖不平的窄小山路骑到小松招待所，找到招工人员住处，接洽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了于哥能赶在要求的时间内顺利办妥一切手续前往厦门航管分局报到。
父亲在于哥顺利入职航管局后就放心回福州开始退休生活，他离开厦门前反复叮嘱于哥，“别忘了还在建瓯务农的阿弟（我在家的小名），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调出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山下乡知青的招工政策有所调整。1978年底，厦门航管分局顺应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加强航运职工队伍建设，局劳工部门按照上级允许使用剩余招工指标的精神，摸底调查本系统职工子弟中，还在农村务农的知青情况。于哥得知消息后，赶紧想办法找到局领导反映我已插队将近10年的实际情况，让领导了解到我也具备了省市有关解决老知青返城工作的条件，以使我得以登记上报，终于在厦门航管分局党委的研究批准后，我如愿内招，也来到厦门航管分局工作，兄弟俩都在同一城市、同一单位工作。我终于也从偏僻闽北山村来到闽南海滨城市，从田间走向工厂，从挣工分变成领工资，结束了漫长的知青生活。
因我是单身从外地来厦门工作，解决住宿是当务之急。总务就把我安排在航管大楼五楼的集体宿舍说是临时过渡。清晨起床，打开窗户，鹭江海面上各种船舶来往穿梭，对面的鼓浪屿日光岩天天映入眼帘。回想1969年我们兄弟刚到建瓯路后小山村插队，每天都是开门见山。兄弟俩前途渺茫，那一座连着一座的高山给我们的是沉重感；到了厦门，天天看着潮起潮落的浪花，觉得大海有着宽阔的胸怀。兄弟工作稳定后，再回想曾经务农过的崇山峻岭，觉得山有山的雄伟。境随心转，同样一个山川景象，心情不同，意境就觉得两样。实现父亲的愿望，兄弟都很开心，我更欣慰，又和于哥生活在一起了！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兄弟也到了成家的年纪，承蒙热心老乡的牵线搭桥，各自先后在厦门找了当地女子结婚成家。虽然两家都没在同一街区，但是，作为亲兄弟，我们在厦门还是常走动，互通单位工作、家庭生活中的情况，关心你我。
回首几十年来，我和于哥手足情长地在人生旅程中，从开心快乐的孩童开始，在福州携手并肩度过少年学生时代，互相帮助地挺过建瓯务农的知青岁月，到厦门成为工薪族后又相互鼓励、彼此照应地做好本职。终于，船到码头车到站，平平凡凡地先后退休迈入健康安宁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