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山乡
——尘封的记工簿唤起曾经插队务农的回忆
乐一屋
50多年前我从福州上山下乡到建瓯农村，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不胜感慨！时而会翻出一直舍不得丢弃、保存尚好的的务农记工簿（社员劳动手册），回想十七、八岁的我，踏入社会就走向偏僻山乡，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劳农耕。
1969年2月时代潮流将我浪涌到闽北山区插队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顶烈日酷暑、冒风霜寒雨，又下田来又上山，滚一身泥巴后，终于在1978年12月底分享到全国知青政策嬗变的好时运，内招到父兄工作的厦门，进入省属国营单位，从挣工分的农村转到领薪水的城市，我的人生道路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拓宽。
上面五图（略）老旧小册子是同村福州知青下乡前自制的记工册，1969年2月初我们一起来到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插队落户后，他送给我们8位福州知青每人一本。从务农第一天开始每晚我都认真详细记下当天的劳动情况，这是我始终保留的第一本简陋记工册，朴素封面上“记工簿”三字以及“抓革命、促生产”时代口号，清晰可见，那是我当年无师自通的美工字。
在扉页毛主席语录的右边图记录了我们1969年来路后插队的第一个春节后就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开篇。3月13日还是正月廿五，路后生产队已经开工了，村后的山坡上栽种了很多生产队杨梅树，知青们第一天的务农是从铲锄杨梅树下的杂草开始。队长照顾我们城里学生刚到农村，先从简单、轻微的劳动入手。当然，春耕季节，我们很快地开始跟着社员到几里外蜿蜿蜒蜒的水渠疏通兴修去了。不久，又跟着社员们卷起裤腿，一脚踏进冰冷的层层梯田翻土块耙田泥，为插播早稻做着准备。
上面三四图页（略）记录着我1969年炎热的夏天出工耘田，其中8月5日上午还被生产队派工去挑公粮，有的还记载为“挑忠字粮”，客观地体现了那时农村浓厚的政治气氛。早稻收割晒干进仓后，小松公社粮站很快就组织卡车来渔村大队现场收稻谷、入国库，迅速贯彻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以粮为纲指示精神，我们知青才下乡半年就和路后生产队社员一同挑重担了。还有1969年冬天参加收晚稻、挖地瓜、开荒种小麦等农活的记录。每天出工回来我都详细登记当天收割多少斤稻谷（未晒干的青谷）回来，按劳取酬，以收回来的稻谷多少給记工分。每一页备注栏里的数字都是表明截止当天的出工累计，为年终的分红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第五图（略）进入1970年度的出工记录，第一行记载的11月30日种小麦按照当时农村生产队工分财务核算制度仍作为1969年最后一次的出工（12月后的出工数就纳入70年的核算）。
所以备注栏里累记1969年出工数为100天。记得1969年路后生产队分红决算每个工分值为0.098元，我那年挣得工分600多分（每天只评6分），分红决算得58元多，扣除当年约500多斤的工分粮款（那时稻谷每百斤9元），我1969年的实际分红现金所得大概13元多，刚刚够来回福州的车票费（单程7.60元）。
福州探亲返队的1970年2月下旬，我又周而复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完春耕忙夏耘，即使田间管理的炎热夏天，我照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奔波在层层梯田之中薅草、施肥、治稻虫。早稻成熟了，我们知青和社员一样参加繁重的双抢（抢收抢种）生产，真正是凌晨从鸡叫就要出工下田，早上稻田一片黄（等着收割的稻子），傍晚稻田一片绿（已经插上秧苗），大家都忙到晚上青蛙叫呱呱叫了，才跌跌撞撞非常劳累地收工回来。最难以忘记的是1970年双抢时的某夏日中午，我头顶火辣辣的太阳，从村后的山垄梯田挑下了满满一担刚刚收割脱粒的湿谷子，沿着窄小的田埂，半小时的踉踉跄跄，终于将湿湿稻谷挑回生产队的晒谷坪，仓管员一过秤，居然重达187斤，天啦！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都惊呆了，我这瘦小的新社员也能挑这么多，不怕压坏了腰身。要知道那时不满20岁的我身高只达1.60米上下，体重也才90斤左右，敢挑起身体两倍的重担，真应着我箩筐上自题墨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年我初步熟悉生产队主要农事活，1970年总出工是217天。
上面四图是我自己剪旧表格装订的1971年记工簿，那年3月底我来到渔村耕山队。耕山队老人多、妇女多、少儿多，我们知青都爱去，一是劳动强度相比较于生产队会轻松，更主要的是耕山队办了集体食堂，我们知青省却了砍柴、种菜、做饭的繁琐、烦恼事情，甚而每天披在身上的臭汗酸味的劳动衣裤都可以麻烦煮饭的婶婶婆婆们帮我们洗净晾干。耕山队每年都有生产春茶、夏茶和秋茶。记工簿里不时可以找出我参加锄茶山、喷农药、灭茶虫的茶园管理，以及白天上山采茶、晚上加班做茶的劳动记录。
以上三图（略）是1971年路后生产队发给的《社员劳动手册》，不久我去耕山队，队里留种子的紫云英（冬天撒播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来年春耕犁田化作绿肥）熟透了，生产队就把我召回一起抢收田里的紫云英。因此专门使用这本记工簿，每天出工都由生产队记工员登记盖章。封面和扉页都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本劳动手册实际只记载我被临时召回抢收紫云英的几天。71年我基本上都参加渔村大队耕山队劳动。前面的记工册已经记录我耕山育林、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那年闽北山区甚至全省农村被强大的流行病疟疾所侵袭，知青们缺食少喝，营养跟不上，劳累过度，很多人都染上打摆子（疟疾的俗称），在劫难逃。那年夏、秋时节，我连续两次打摆子。染上疟疾后，上午低烧，下午高烧，夜里讲胡话，赤脚医生开了奎宁片，服了好多不见好转，连续几天滴米未进，在农友的扶送下来到渔村大队合作医疗站挂瓶点滴，好不容易才退烧，当时身体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只好回到路后村休息，我哥也是路后知青，每天都熬米粥照顾我。母亲知道后马上来信催我回福州家里休养一段，于是我向生产队及大队办好请假手续，九月上旬只身返回榕城，一直在家休息到十月下旬重返渔村耕山队。因为生病，当年我在路后小队和大队耕山队的劳动天数不多，也就是1971年只出工179天。
上面六图（略）的这本是我1971年底买的工作手册专为记工用，破旧的封面述说着当年的劳动沧桑，扉页我写下毛主席诗词两句以鼓劲。随拍几页回顾我1972年至1974年的出工掠影。那几年我先在耕山队，以后调到大队畜牧场。1973年6月，大队调我离开耕山队，下山去负责大队畜牧场，这是我首次学着管理八久人的作业队。不能像以往那么随意，想出工就扛着锄头跟着去，感到累了就呆在宿舍看点书。在畜牧场里，养着存栏数保有在30头左右嗷嗷待喂的猪们，每天需要大量饲料，还有一口放养几百尾鲢鱼、草鱼的鱼塘要耐心伺候。我每天都要早起床带领大伙儿上山讨猪菜、下田摘鱼草，挖地瓜、种小麦，采茶季节还要带几人返回耕山队加班做茶，少了轻松自在。到了夜晚还要考虑畜牧场第二天的活计安排，有时还要超前计划畜牧场中长期农活。每天所得工分也同大家一样。好在畜牧场也办膳堂，我可以全力以赴，不用为每天煮三餐饭而花时间耽误出工，凡可能就多参加队里生产劳动，为养活身在穷乡僻壤的自己多挣工分。翻阅发黄斑驳的工作手册，感叹我1972年出工236天，1973年出工213.5天，1974年出工227.5天，平均每月出工将近20天。
上10图（略）是我1975年12月至1977年8月仍在插队的出工记，这是我从畜牧场调回到原耕山队扩建的大队林场后在小松街路买的那时常见《社员劳动手册》，为的是在新的一年、新的场所有个新气象。四五十年后又触摸着着久远的劳动手册，让我再次回想那难忘的三年林场生活。1975年元旦刚过，大队耕山队扩大再生产，建立渔村大队林场。接到通知我挑起装满蚊帐、被蓆和衣服裤子的箩筐返回耕山队旧地水龟洋，再次来到满山种着矮脚乌龙茶树的老虎垅和前山岗之间的山坳那座队员住宿的平房，重操旧业。杨财淼场长非常信任我，让我协助管理林场的现金来往，我成了林场的出纳兼采购，有时还当起了和小松林业采购站常打交道的木材检尺员。那几年，除了参加林场耕山育林、扛抬原木的农活外，我还偶尔被大队喊下山去干了不是林场的活儿，但仍有工分报酬的，社员戏称“吃软工”。在这几页劳动手册里，都分别记载着我为大队部刻写（钢板蜡纸）文字材料、参加举办时政教育学习班，协助大队治保主任一同出差建阳县搞征兵政审外调，陪同为运木材在崎岖山路摔伤骨折的社员上省城医院治疗等公出差事。回想起来，75、76、77那三年春节我都没回福州和家人过年，在林场干活做表现力争早日上调，也为了年终分红领口粮使劲挣工分。1977年9月起我接到大队通知后离开林场到渔村中心学校当民办教师去了，所以77年出工天数较之前的那两年少了许多，要不然，我计划出工仍然要300天以上。这样1975出工310天，1976年出工307天，1977年只出工227.5天。
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年代，老三届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上山下乡务农潮流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随着农村社员们春耕夏耘秋收冬种，艰苦地农耕劳作。将近10年的知青我别无选择地熬过来了。在插队那些年，我一直是常年出工劳动、辛勤挣工分，从没向父母写信要钱，自食其力生活在偏僻的山乡!
